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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主要的五四讲述者之一,他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和学术追求融入五四研究,不仅将五四视为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更将其看作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话题。作为“五四研究”三书之一,本书偏向陈平原教授的“有我之学”,它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追求的是能够“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
王桂妹,1970年出生,天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办公地点:无。邮箱:wgm@jlu.edu.cn。研究方向: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五四思想文化及文学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秩年纪念已达五次,每次皆有学术会议召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分别主办的学术会议,学术性浓、档次性高、权威性强。透视会议论文作者群体,可以发现其中学术传承代际积累、学科专业交流互鉴、跨地区跨国界互动沟通等特征。梳理研讨会选文及其文集的学术脉络,可以发现它们既与时俱进回应时代课题,又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既聚焦五四文化精英,又重视五四爱国青年,还关注五四亲历者。
五四时期,随着恋爱自由和新性道德观念在知识界的广泛传播并进入生活实践,知识阶层中一些新女性,在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而他又无法离婚的情况下,便以来华讲学期间的罗素、勃拉克为榜样,选择婚外同居的生活方式,结成所谓“罗素式婚姻”。这种结合方式是否属于婚姻,抑或等于纳妾,当时的知识界和法律界对此分歧丛生,使其处于名实不副的状态。这反映出传统礼法结构与近代现实生活存在错位,以及新旧礼法结构在转型中的互不相融。这...
“大革命”前后,五四一代文学家、新青年普遍经历了“从文学到政治”的冲击与转变。这一过程不能单向化约为他们被政治吞没、异化。毕竟,新文化运动展开的过程就是自身蜕变的过程,正是新文化的危机导致了新文化群体从弃绝现实政治转向萌发新的政治意识,创造新的政党政治与革命实践。然而,“国民革命”蕴含的矛盾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并逆向激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再一次革命性反思。这新一轮左翼思想革命表面诉诸对五四的颠覆...
1902年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是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使用者。但到了晚年,由于已离开政治斗争舞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因此,与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派、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是从当下的政治需要、政治斗争,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
2023年3月9日下午,集贤讲堂第373讲在长安校区文汇楼A段一层报告厅举行。应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邀请,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做了题为《从自强到自省: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方位——聚焦于“经世文编”演进脉络的一个思考》的专题报告。院长李秉忠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史方向师生100余人参加了活动。活动由李秉忠教授主持。
集贤讲堂第373讲:从自强到自省——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方位 聚焦于“经世文编”演进脉络的一个思考。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专业介绍。民族学:主要开设民族学概论、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民族史、民俗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考古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课程。培养具备民族学基本理论、民族调查研究技能,熟知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能在党政部门,出版、文化、旅游等单位及教育科研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和有关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本科,学制四年,招...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革命动员和抗日情感的双重需要,中共在延安组织了规模浩大、内涵丰富的“五四”纪念活动,将延安打造为新的“五四”纪念中心。中共革命需求作用于延安“五四”纪念中,使得纪念活动凸显中共革命内容,发展出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并将革命宣教与纪念休闲有机融合,呈现出彻底革命化的纪念形态。纪念反作用于中共革命,完成中共的革命史重构、革命理论更新、革命领导权强化、革命方向集中,建设出统一的革...
在中国历史领域,最受“图史”类写作青睐的可能是五四运动,它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被为数众多的图像尤其是摄影照片所见证。这些摄影大多以图像形式存在于报刊杂志中,自1919年以来历经翻拍、转印,辗转流传。与此同时,“五四”图像的使用情况也颇为混乱,一些似是而非的照片被附会、挪用到“五四”。对这些照片的清理和辨析不仅有助于还原“五四”的历史情境,也有助于理解发生在“五四”之后的另一段五四运动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浙江籍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青岛与五四运动有着密切互动关系,青岛主权及山东权益问题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引爆点。五四运动对当时以及现在的青岛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不同层面深刻影响了近现代青岛城市发展。未来应该加强五四运动与青岛城市相关研究,充分挖掘青岛历史文化蕴含的“五四”价值,服务新时代青岛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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